这也是方案设计之初就预想的结果。

    只不过，决定方案的不是我们这些拆迁办基层员工，设计方案的，不是我们几个直接面对产权人的小组，工作的对接上，总是会出现一些理论和现实矛盾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次票选的结果不是那么“漂亮”。

    大家都不“漂亮”，那大家都不会受到批评。

    接下来就是宣传部的马处长需要纠结的问题——如何将这第一次投票，描述得很“漂亮”。

    这种事情，国内新闻上不了，民庆地方台也不一定会播放，但总要写报告、留记录，说不定未来还有可能被翻出来，拍城市变迁的纪录片。

    总是需要有人重视此事的。

    那就和我们这些基层小公务员无关了。

    彼此一交流，大家都不好，所有人都放松下来，回办公室写报告和总结，连带着投票纸，一块儿上交上去。

    之后两天，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分析这轮投票结果，讨论下一轮投票的过程。

    最终方案可能不是某一个，可能会征询产权人的意见，将票数相当的方案综合一下，或者变成可选择的灵活补偿方式。

    开会是一个必须进行，却又让人很讨厌的事情。

    拍板决定的并非我们这些基层，但我们依然要准备发言，给出自己的建议。

    一个个轮下来，让人身心俱疲。

    老领导的态度再和蔼，也不能让会议变得轻松愉快。

    我在这段时间，都没有进入梦境。

    吴灵大概是说中了，我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附身到那个东西身上。

    工作减轻了我的一些焦躁和失望。

    等到这阶段工作告一段落，我们这几个组的人进入下一阶段，制作公告牌，准备宣布投票结果，安抚和引导产权人进入第二次投票，我们也就摆脱了一个接一个的会议。

    负责宣传、负责制定补偿方案的那些人也重新忙碌起来，筹备第二次投票的内容。

    时间在这种时刻过得特别快。

    妹妹说要毕业旅行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到了八月。

    她们这群小姑娘，已经从影视城的那个阴影中走了出来，又有心情出去玩了。

    原本制定的旅行计划被拿了出来，旅行团、机票、行李也被搬出来，却是大翻新。

    这次，是她们这些小女生组成的单独旅行团。除了妹妹高中的同学外，她初中几个要好的朋友也被拉到了一起。同学带同学，二十多个相同年级的女生拼了一个团，一块儿去旅游。

    我自然是有些担心，却是没理由阻止，只能提醒她小心，又咨询了一下吴灵，让妹妹戴好了护身符。

    “放心吧哥哥，我们找的是国际旅行社，行程都订好了。我东西也都带好了。”妹妹按按胸口，对我眨眨眼睛，暗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

    我只能揉揉她的脑袋，帮她提着行李，送她上了包车。

    车上都是女孩子，嘻嘻哈哈，隔着窗户，学着妹妹的样子齐齐对我挥手。

    我不禁笑起来，目送大巴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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