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法国电影里的台词或多或少都带着哲学的风范；比如说，意大利电影的镜头运作始终扎根于现实主义的风格；再比如说，德国电影对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的敏/感和敏锐可以渗透到不同类型的电影之中。即使是纯粹娱乐至上的爆米花电影也不例外，台词的撰写、角色的设定以及故事的走向，这些框架结构之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底蕴。
欧洲经历了漫长历史的沉淀和动荡，这些思想层面的变化，深入骨髓，旗帜鲜明地将他们的艺术创作与美国区分了开来。这些所谓的“底蕴”，在美国流水线式的电影之中乏善可陈。
所以，欧洲电影总是排斥好莱坞出品，即使是戛纳电影节出于商业考量，俨然成为了好莱坞位于欧洲的前哨站，但戛纳的影评人们对好莱坞也总是苛刻而挑剔的。美国电影人想要在欧洲站稳脚跟，乃至收获认可，需要付出无数努力。
安迪-罗杰斯提前抵达柏林，就是出于如此考量。对于艺术电影出身的演员们来说，欧洲市场的肯定和支持，这是无比重要的；继而成为艺术演员们回归好莱坞之后，更上一层楼的重要筹码，开启事业的新篇章。
最典型的就是西恩-潘。这位坏小子演员，虽然是在好莱坞起步的，但美国电影圈却对他一直不太感冒，反而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友善地打开了大门，在十年时间里，勇夺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影帝，完成大满贯之后，他才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先后两次登顶奥斯卡影帝。
现在，蓝礼却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成功赢得了欧洲记者们的好感，至少是积极正面的初印象，这着实太过难得，也太过意外。接下来就看“超脱”这部电影的了。
“蓝礼，请问一下，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到中国去宣传电影吗？”那名来自中国的记者，趁着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又追问了一句，下意识地，他还是选择了汉语提问。在柏林电影节上，用汉语采访以为好莱坞明星，这种感觉着实奇妙。
蓝礼也同样觉得奇妙，穿越过上一世和这一世，他坐在了舞台上，隐藏在皮囊之下的灵魂依旧是中国人，然后以英语来回答一个汉语的提问。恍惚之间，蓝礼就再次回想起了“克里奥帕特拉”里的那句歌词：
“上帝赐予我的唯一礼物就是一次生命和一次离婚，但是我阅读了剧本，戏服也刚好合适，所以我会饰演好我的角色。”
嘴角的笑容不由就上扬了起来，“是的，我十分乐意。”蓝礼点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上，我一直期待着能够到中国去，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原本以为今年夏天有机会，但可惜错过了，只能等待下一次了。”
不等话音落下，“哗啦啦”，现场的记者们刹那间再次高高举起了右手，采访这位年轻演员着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就好像寻找宝藏一般，一点一点地往下挖，总是有惊喜出现。熙熙攘攘地，话题再次围绕着蓝礼热闹展开。
不知不觉中，原计划四十五分钟结束的新闻发布会，持续了一个小时，依旧没有落幕的迹象，机智的回答和热闹的气氛，站在一旁的主持人前后提醒了两次，但记者们的热情还是无法消退。再次看了看手表，主持人无奈地说道，“最后一个提问！这次提问结束之后，新闻发布会就要结束了！”今天接下来还有一系列行程，再耽误下去，后续行程就要挤成一堆了。
在现场一片手臂森林之中，托尼做出了选择，那是一位年轻的女记者，看起来还未满三十岁，她提出了一个笼统的问题，却足以让现场记者们满意，“我是来自’泰晤士报’的斯蒂芬妮。我想请问一下，各位主创人员，对于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我希望每一位剧组成员都能够回答。”
狡猾的提问，但现场的记者们都纷纷吹起了口哨，表示赞同；站在一旁的主持人很是无奈，只能摇摇头，不得不扬声说道，“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倾听托尼和蓝礼的回答，十分抱歉。”
在现场一片失望的哀嚎声之中，托尼脸上带着老顽童般的笑容，以一个提问的方式作出了回答，“疯子，蓝礼是一个疯子。”托尼满不在乎地说道，剧组成员们都已经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而台下的记者们则是满头问号。
托尼却视而不见，难得一见地，认真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在表演过程中，在拍摄过程中，蓝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总是把自己逼迫到极致，有时候，我反而能够从他的表演之中得到创作灵感，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我这些年的导演生涯里，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蓝礼不由莞尔，轻笑出了声，“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到此为止了。托尼说出了我想说的，我现在总不能说，托尼也是一个疯子。否则的话，明天柏林电影节的官方场刊就要说，这是两个疯子的电影了，我想，这对票房不太好。”
诙谐幽默的语调，再次让笑声爆发开来，记者们着实是忍俊不禁。
稍稍停顿了一下，蓝礼又接着说道，“事实上，我对整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卡尔和托尼创作的初衷。他们将视线聚焦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身上，希望反应一些现状，也希望探讨一些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十分难得的，恰恰也成为了整部电影的灵魂。对于我来说，这给予了我表演的力量，同时也使得这一次合作过程变得无比特别。”
没有插科打诨，没有嬉笑怒骂，而是真挚地发表了观点，现场的记者们都陷入了沉默，专注而认真地看着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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