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乱世的诸子百家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
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
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三者之中，以势治为核心起源，何谓势治？
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
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
其人曾在《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可见一斑。
只可惜，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以治理好国家？
明显不能够！
其后，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律法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
何为术治？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
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
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
如此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是故，申不害相韩变法二十年，虽吏治清明，但一朝身死，韩国直接坠入深渊，再也不能够翻身，当今的韩王，更是术治一派的传承者。
以权谋操纵朝局，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
《强韩书》一语而落，在韩王宫西宫朝堂上被如此奚落，岂不是术治的危害？
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身穿浅绿色锦袍的少年之人，温文尔雅，听着静室中的二人之语，不由得上前一步，拱手一礼，当前之时，唯有先从势治而落，执掌大权，然后以此而出，指定诸般方略，韩国才有希望。
“大势不在你身，韩王与韩宇推崇术治，以权谋为重，数十年前，为了转移秦国的压力，将原本许给秦国的上党之地，割给赵国，有此，长平之战出！”
“十多年前，为了能够使得秦国的压力减弱，竟然割八城，资助洛阳之周朝，以期可以击垮秦国，避退秦国，只可惜，后来秦国灭亡大周龙脉。”
“信陵君率领诸国大败秦国之后，韩国不思图谋变法，反而令郑国入秦，施疲秦之计，如今，秦国举国力修渠，无论如何，泾水河渠是六国拦阻不了的。”
“天地之法，执行不怠，流沙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摆设！你……应该知道，继续这般下去，韩国将没有多长时间了！”
单手持鲨齿剑的黑衣男子，临窗而立，浑身隐现淡淡的黑色玄光，一丝丝冷酷的气息外显，听张良之语，不以为意，这个时候还在争论所谓的法家三派谋略，无用之功！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若听自己之言，持剑平复新郑乱局，登位如初，除旧迎新，岂不快哉，继续这样下去，无论是韩国，还是流沙，都将不会有好的下场。
“秦王登位以来，清除文信候吕不韦、长信侯嫪毐内患，待泾水河渠而成，秦国根基铸就，如若一天下大势，非有休养生息，积蓄实力。”
第三百零三章 法术势（2/2）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