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过新年，过的是元旦新年。

    除了过年时间和华夏的春节不同，许多风俗习惯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华夏过年吃饺子，吃汤圆的习惯，日本是没有的。

    日本人在过年的除夕那天，一定要吃的食物是“跨年荞麦面条”。

    图得是两点，一是荞麦面又细又长，象征长寿。

    二是荞麦面没有弹性，很容易切断。

    也象征着与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遭遇的不幸和不愉快一刀两断。

    因此，“跨年荞麦面”对于许多失恋的人来说，也是一碗“断肠面”。

    过年也是为了“忘年”。

    再比如说除夕夜里，日本人必看的一档电视节目，就是NHK电视台的红白歌会。

    不同于华夏刚刚兴起没几年的春晚，红白歌会自1951年就开始每年举办，历史悠久。

    而且也没有相声、小品、戏曲、杂耍、舞蹈表演，就是纯粹的红组和白组歌唱比赛。

    另外，红白歌会每年都在NHK的音乐厅现场直播，观看节目的三千名观众都不是官员，也没有名人，都只是普通观众。

    他们是通过自己报名和抽选的方式，最终被选来参加红白歌会的。

    还有，当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国人喜欢放鞭炮和烟火，日本人可没有这个习惯。

    日本人要到寺院去听迎新年钟声，或者去神社、神宫参拜。

    敬天为先，这在日本的新年文化中已经是根深蒂固。

    哪怕如今，在日本的各大城市里也依然保留这种传统。

    而且由于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生活分为“正式”和“日常”场合。

    一年中的传统节日和通过礼仪，被视为“正式”场合，除此以外的普通生活就是“日常”场合。

    新年中，从1月1日到1月3日的正式休假期间，都被认为是“正式场合”。

    那么无论大人和小孩儿大多盛装打扮，妇女也要穿着和服。

    甚至1月4日正式上班，也仍有年轻女性会穿着和服。

    这些都和我们华夏过春节的风俗大相径庭。

    当然，话说回来，由于华夏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日本文化受华夏文明影响颇深。

    在过新年的文化上，也难免沿袭了许多华夏的传统元素。

    首先就是日本人也要吃年糕，并且还得准备丰盛的年菜。

    如同我们的除夕要准备丰盛喜庆的年夜饭来庆祝春节。

    年糕象征着“年年高”，鱼菜寓意“年年有余”，梅菜扣肉寓意“圆圆满满”，猪耳朵寓意“顺顺利利”，猪舌头寓意“招财进宝”一样。

    日本人也会准备同样性质的“御节料理”来贺岁新春，借此来讨个吉利。

    日本“御节料理”据传正是起源自于华夏，是为迎接“年神”准备的菜肴。

    不但汇聚了各种山珍海味，配色鲜艳，营养均衡。

    而且日本人都相信，年神会给大家带来新年的祝福。

    比如，日本的年糕代表了坚韧与希望，黑豆意喻“勤勤恳恳地工作”，栗子甘薯泥表示“财运亨通”，“伊达卷”代表了“学业有成”等。

    其次，就是日本人也是要给孩子发压祟钱的。

    日本人把压祟钱叫做“お年玉”，和我们华夏压祟驱邪，帮助孩子平安过年的本意一样。

    日本人的压祟钱也被看做“年神”赐给孩子礼物。

    因为沾染了神气，可以让孩子在新一年里健康吉利，平平安安。

    另外，不管是富足的家庭，还是贫寒的人家，日本家庭给孩子们发压祟钱的标准几乎是统一的。

    高中生大概五千円，初中生以下一般三千円。

    而且日本孩子们收了“年玉”以后，也会被他们的父母，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没收。

    至于最后一点的相似，就是每年新年，都是父母们催问适婚年龄的子女“什么时候结婚”的日子，这点同样是中日同源。

    所以对于松本庆子来说，新年也就逐渐成了让她非常纠结的一个重要“关口”。

    每逢此时此节，让她“恐婚”的心理尤为突出，与父母急不可耐的“催婚”形成强烈的反差。

    甚至每年的这个时候，就连母亲也站到了父亲的那一方，达成了一致联盟，就更让她感到头疼。

    尽管12月31日她还能仗着在电视台有演出躲开父母的责问，但1月1日可是说什么也躲不过去的。

    不得不面对母亲诸如此类的告诫。

    “你今年就要三十四岁了，如果还不结婚的话，恐怕四十岁可能才有孩子，年龄大了，一切只会更辛苦。而且拖得越久可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又或者是父亲类似的问责。

    “你看邻居家的某某，小女儿都上幼儿园了，她和你差不多大呢。真搞不懂，那样一样普通的女孩子，都结婚了。伱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对象呢？不要眼光太高了，男人最重要的是品性……”

    说实在，面对着父亲不高兴的教训，和母亲旁敲侧击唉声叹气，再好的过年心情也会黯淡下去，真是伤不起啊。

    过去的几年，往往松本庆子只能以装聋作哑，或是勤快地干活，来过这一关。

    她的原则是，你们可以管我，也可以催我，但是你催你的，我听不听是我的事。

    但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父母也变得愈来愈唠叨了，越来越爱对这件事较真了。

    这就让她的痛苦越来越大。

    近年来，她简直要为回家过新年愁死，可不回又不成。

    毕竟父女俩平时就很少来往，真能全家三口儿坐在一起相聚的日子，每年也就新年这几天。

    松本庆子不愿意背负不孝的罪名，更不忍心让父母伤心，也就只好委屈自己，在煎熬中保持微笑，硬挺着接受精神鞭挞了。

    不过今年，情况又有了些新变化。

    因为生活里有了宁卫民的出现，松本庆子好像觉得父母的言语也没那么扎心了。

    甚至有些话她居然还听进去了，甚至隐约觉着还是有些道理的。

    于是她对父母展露的笑容也真诚了许多，态度也不像过去那么敷衍了。

    但也是因此，她就越发的想念宁卫民。

    从早上开始，总是趁人不留意就去玄关处打电话，希望能得到宁卫民的回复。

    而她的焦虑也就从承担父母的催婚压力，转移到了没有宁卫民回应的这件事上。

    结果到下午五点左右，总算如愿接到了宁卫民的回电，可没想到的是宁卫民居然还病了。

    她根本没做他想，完全是屈从于情感，立刻就担心起来，迫不及待马上要去探视。

    因为是过年，她今天穿的是华丽的和服，所以也没有开汽车来，马上就打电话叫了出租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