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兴国公是怎么逼死那些煮盐的，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显然是个如今大顺内部的激进派，论思路倒是和重农学派并无二致。支持放开内部钞关、支持取消长江等地航运的检查、支持先发地区的工业资本直接轰入内地。

    他说的，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和大顺现在的局面有极大的关系：大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内部种棉，围绕着江汉平原、鲁西平原等种棉而就近建纺织厂的可能。

    既没这个必要——大顺一来没被封锁、二来根本不缺海外棉花、三来原材料产地都在自己体系之内、四来内地的粮食安全一直是个大问题。

    也没有这个经济学上的可能——海运成本在这摆着，粮食价格稳定性在这摆着，原材料产地距离在这摆着，技术积累在这摆着，资本富集程度在这摆着，内地地区毫无竞争力。

    既如此，如他所言，内地搞什么纺织工业化啊？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里看似是在说纺织，实则不只是纺织，而是绝大多数轻工业。

    比如说云贵的铜、铅、锌等，那肯定不能跑到别处，所以这也就不存在先发后发的竞争；再比如煤矿铁矿等，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而轻工则不同。

    棉花、靛草、拉杰沙希的生丝、南洋粮食、油料、盐碱等等这些，海运优势就是巨大。

    而且本身大顺因为现在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故而完全不需要内部地区为了发展工业还要挤出来耕地来种经济作物。

    这些原材料，基本都来自于海外。既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成本优势就在这摆着，这是改变不了的。

    《我的治愈系游戏》

    而且，此人的话里，还有个“以史为鉴”的意思。他很清楚印度织布业被摧毁后的混乱和绝望，也在欧洲目睹了在美洲棉纺织新技术应用的快速。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靠着机纺纱，显然大顺的手工棉布业可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而将来，这些手工业肯定是要被摧毁的，若是从不发达或者压根没有，若此时美洲，那么将来直接上机器那也还好；可既是有，而且可能愈发的发达，那么就该长痛不如短痛，压根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不然印度织布工经历的痛苦，这些人还要重新经历一遍大规模的失业。

    既是从锡兰算起，大顺已经在南亚经营许久，自是日后“以史为鉴”的时候，可以加上南亚这些年的史。

    听起来，他说的是没错的。

    内地，实质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和沿海先发地区竞争的机会。尤其是轻工业，尤其是现在原材料多在海外、且海运成本最低的背景下，这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并不是不存在。而且，反对的声音显然也是实学派的，绝不是那种读圣贤书的老一套，甚至嘴里说的也是刘玉的一些道理。

    于是就在刘玉的棺材前，反驳者亦拿出了刘玉之前说过的话反驳道：“此言差矣。兴国公昔日做过个比喻，说人吃饭之后要拉屎，拉屎之后还要再吃饭，那么是不是饭就不必吃了？”

    “你既拿兴国公昔日毁灭盐户为例子，那我这边也有例子。昔日兴国公治黄河，掘河道，那时候印度刚下，舰队彻底锁死了印度的棉布出口。正该是松苏棉布大发展的时候，然而兴国公可仍旧选择强制分出了份额，拿到了鲁西，由鲁西吃下这部分份额，熬过了挖掘河道那段时间。”

    “如你所言，兴国公也是在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鲁西的棉纺织业，早晚要被靠印度棉、走锭机、机械布的松苏吃掉，所以当初压根就不应该把份额分给鲁西？竟是兴国公在阻碍进步，在影响松苏的棉纺织业发展？”

    “如今江汉等地，纺织业正在兴起，全靠着朝廷钞关、子口，护着当地刚起步的产业——兴国公曰：萌芽。”

    “若是钞关一开、子口一撤。以松苏之资本充足、原料充足、又控制原棉之形式。这些萌芽，皆要死于非命。”

    “本朝不比法国、神罗等地。是以，工业继续发展，钞关子口必不可少，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各省各府皆有中心’之模式。”

    “若法国当有巴黎、则湖北当有汉口、四川当有成都……而不是全被依靠着海外原材料、海运成本、资本充足优势的先发省份彻底冲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因着有钞关子口，是以印度爪哇的棉、纱等，共一石。先发省份足以吃下十斗变为棉布，但因着内部钞关子口的存在，棉布重税，故而十斗只能吃四斗，剩下六斗方能流入内地。这些年江汉纺织大有起色，便是靠着这六斗的原棉纱线。若是彻底放开，这十斗棉，一斗也进不了内地，只在松苏便皆成棉布。”

    “除非有朝一日，朝廷海上大败，印度棉十成却有七八成流向欧洲，没了棉花，江汉或能重新种棉，而汉口近棉产地而重获优势。否则，一旦放开钞关、子口，最多两年，如今江汉的纺织业，必要无棉可用，其惨状必不下达卡！”

    之前支持彻底打开内部市场的那人，冷哼道：“向前走，从来都是不无代价的！昔日百万漕工，扬州繁华，难道就因此便不废运河、不治黄河了？兴国公难道不知废漕之后，扬州千年风华必将毁在他手里？可他不还是眼都不眨一下就废了漕运兴起海运？扬州惨得，江汉惨不得？”

    反驳之人亦怒道：“运河之事，前前后后折腾了多久？从海运中心北移开始算起，断断续续五十年时间，起事不断、镇压不停。北临清、南扬州，皆为邱墟。”

    “扬州左近，七万盐工被镇；五岭西江，不下十万被杀；运河上下，不下七八十万被逼走，或在辽地为长工、或走南洋砍甘蔗，期间死亡不下三十万。这不过百万漕工。”

    “而内地以副业为生者，何止百万？现如今，不只是棉花被朝廷在印度爪哇压着价，生丝、稻米、黄麻、木料、漆汁、油料等等，海外皆产。棉布之外，各行各业，皆被冲击，这何止是百万漕工？”

    “我不是反对产业发展，你亦知道。我只是觉得，天下事，当要仔细考量。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之布局……”

    刘玉出走后三十年，大顺这边，终于走到了这个历史进程：有人终究还是把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的问题，自己提了出来：一个是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的思考；一个是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从业者的存亡。

    在法国拿三时代，表现在甜菜疙瘩上；在大顺这，表现在一些正在努力萌芽和向前爬的内地的萌芽工业上。

    法国不大，以至于甜菜疙瘩是个问题；大顺足够大，并且拿到了海外殖民地和原材料产地，冲死内地的经济作物那根本不是大问题，而分散在各地的萌芽工业才是大问题。

    甜菜疙瘩和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表现的不同而已。这是历史走到这一步，刘玉已经早躺在棺材里后，大顺这边的内部改革派，自己思索出的同质性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无论是新兴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亦或者站在传统的江山社稷万民百姓的传统道德角度，都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答桉。

    但偏偏，这个答桉，是没法由大顺王朝来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