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过张长官的一番解释，周文这才知道，就在这次研讨会上，还不等那些文人墨客跳出来，在军中高层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说什么南京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即使一时无力守卫，也不应该让其毁于战火。更有甚者直接质疑这个方案的提出者，说华夏地大物博，哪里不能跟日军决战，为什么偏偏选择首都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心可诛等等。

    而这三个大佬在研讨会上并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隐隐猜到，这个方案怕是跟周文脱不开干系。就因为这个方案太过大胆和决绝，不是非常之人不会提出这种非常之策。

    所以他们三人决定找个机会当面来问问周文，向听听周文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见到周文默认后，张长官叹了口气道：“小周啊！你这个方案从纯军事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可行，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塞克特将军就对这个方案大加赞赏，并力主校长采用。但是，由于他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传承不很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权并不受很大重视。而校长专门请来的百里先生，则是倾向于在上海就与日军展开决战。现在校长是举棋不定，迟疑不决。”

    周文当然知道百里先生是谁，那可是华夏近代史有名的军事教育家，也是民国期间华夏军事理论的奠基人。他编写的“国防论”成为整个全面抗战中华夏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而在上海与日军决战的方略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

    如果没有自己之前对校长全面阐述了在上海和南京两处地方与日军决战的利弊之后，恐怕校长早就定下了上海决战的决策。

    顾长官接话道：“校长准备过几天再召开一次高层军事会议，最终决定是将上海还是南京作为与日军决战的主战场。”

    一直没说话的钱长官也解释道：“这两个方案将确定军委会未来几年的军事部署和国防线的建设，还要筹备资金，时间上已经刻不容缓。”

    周文一听就明白了，他本来还想着距离全面抗战爆发还有三年时间，对于校长到底会不会采纳自己的方案还不是很着急，后面也没有跟校长提起过。

    但现在看来，是自己想简单了。

    要知道这可是国战，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校长他考虑的就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不论决战地点选择在上海还是南京，都涉及到军队的提前调动部署以及相应的训练，还有军事设施的建设、资金的筹备、政治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权衡等等。

    最关键的是，如何让民国政-府和军委会上下都认同这个方案，民国内部高度统一，大家齐心协力，万众一心，集全国之力来准备这场大战。

    这就需要尽早定下作战方案，校长才有充足的时间来协调和说服各方，并开始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和国家财政方面的调整。

    想通了这些，周文才明白这几个老哥今天来找自己商谈的真实用意，这还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而以这三个大佬的阅历和头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见和考虑，但就是因为他们猜到这个方案是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出于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才没有在会议上贸然发表意见，而是要找到自己，把整个方案的前因后果都弄明白后再做决定。

    周文心中感动之余，其实已经有些明白，这三个大哥的心中怕是更倾向于在上海与日军决战这个方案。

    要知道，历史上著名的淞沪会战方案也是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的，包括张长官在内的大多数上将都支持这个方案，而且淞沪会战前期的总指挥就是张长官。

    为什么不论是民国的军事理论家百里先生，还是如眼前这三位手握重权的高级将领，都倾向于在上海决战呢？

    这个问题其实周文也想得通，原因主要有二。

    一个原因是整个民国的上层精英们，虽然都知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对于中日战争的残酷性和规模性的认知还不够，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几次国内战争，以及比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这种有限对日战争的基础上。

    但是，周文却是知道，包括华夏全面抗战在内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和死亡人数最多、波及面最广，参与国最多，同时还是最违背人性的一次大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浩劫。

    不论是日本鬼子在南京以及华夏各地对平民的大屠杀，还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严重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

    甚至以米国为首的盟军对日本和德国各大城市的无差别大规模轰炸，以及最后在日本投下的两颗蘑菇弹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属于反人类的行为。

    在这种残酷的全方位战争环境下，一城一池毁于战火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斯大林格勒、比如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比如小鬼子的大半个东京城，还有被蘑菇弹彻底摧毁的广岛、长崎。

    但包括张长官他们三个大佬在内的民国精英和高官们都不知道，他们对于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还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就会抱有幻想，幻想着自己的家园还能得到保全，幻想着小日本对于平民和城市会手下留情。在此情况下，他们自然对于将南京这个民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作为中日决战的战场而难以接受。

    还有一个原因是，包括校长在内的民国高层，其实对于欺压了中国近百年的小日本有种畏惧心理，对于与日本人展开一场全方位的战争缺乏信心。

    所以他们总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如果在上海与日本展开决战，势必会对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有很多利益的西方列强造成重大影响，西方列强也许不会坐视中日之间的战争扩大而进行干预。

    这种寄希望于所谓国联和西方列强来进行干预，从而避免全面战争的侥幸心理，导致在战争初期，整个国府上下都缺乏一种背注一掷、与敌皆亡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