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领域，要理清西方思想变化的脉络，要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变化，代表了什么。他们从落后走向先进，表现在哪里。哪些东西可以为我们借鉴，哪里需要唾弃，哪些无关紧要。

    有一种人，喜欢戴着金丝眼镜，用沉厚的中低音，一开口就是苏格拉底，闭口就是柏拉图，向你说着各种各样的人生大道理。基本可以肯定，此人不学无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两多年前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西方是因为要构建他们的哲学大厦，从这两个人引申，话就多了。

    还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也是没有学懂的人。哪怕他们把这些人的著作读得滚瓜烂熟，也只是入门而已。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文化，需要走进去，还要能从里面走出来。所谓历尽千帆，你还要回到中国文化，做个那个不变的少年。要不然，按传统的认识，就只能教小学，而不登大学之门。

    黑格尔曾说孔子只是一个世俗智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论语》讲的那些道理，其他民族也有，而且可能讲得更好。其实说明了，西方的哲学和中国的思想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哲学上，黑格尔也离孔子差之甚远，根本不可以道理计。这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后人应该理解这种不同。

    一个标称十克的砝码有多重？是十克对了，砝码做的不标准？还是砝码对了，标称十克只是一个约数？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

    西方文明认为十克是对的，有误差只是砝码制做的技术限制。中国文明认为，砝码当然是对的，十克只是标称的一个约数。如果把砝码的标称十克换成理性世界，认为理性世界是正确的，存在真理，就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并没有理性世界的认识，而只有实虚、有无，当然砝码是正确的，标称只是近似的。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当然，如果不是学习，而只是皈依，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标称十克的码砝，当然不是正好十克。而且它真正有多重，人类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即使精确到了量子层级，依量子理论这个重量依然是不确定的。

    这个不确定，放到理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讨论中，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是思想吸引人的地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