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把带来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边,说道:“草民这些年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编出了《稽极》、《历书》;还根据各派学说,整理出《五经述议》,恳请大王交待光伯贤弟,让他闲暇之余,代为斧正。”
杨集看了那个绸缎大包裹,又对比了一下的衣着,心知刘焯对这包裹里的书籍珍视异常,不过他此时更在意刘焯这个人,于是不解的问道:“先生为何不愿去凉州育人呢?你们聚在一起探讨不是更好吗?”
刘焯说道:“草民臭名远扬,既不容于官场,也不容于士林;不想给大王、光伯增加麻烦。”
“什么叫臭名远扬?”杨集嗤之以鼻的摇了摇头,由于刘炫是知名大师,且又是他的下属,所以他对于“二刘”不容于官场、士林的缘由知之甚详,冷笑道:“自先秦至今,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几个超过你和刘士曹;可以说,如果你们二人是孔家、或是五姓七宗子弟,名气和地位定然超过活在汉末的郑玄。何以你连个从九品下的太史司历都守不住?是因为你是寒士,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经超过世家门阀伪造出来的一切‘大儒’,但是你又不愿违心的承认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利用影响力、喉舌抹黑你,令你无法立足于官场、士林;如果你愿意投靠他们、不管是非的为他们摇旗呐喊,那你‘儒道宗师’的名声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天下,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不许你相应的官职和地位。但是你和刘士曹都没有,所以,你们才沦落到这一步。若是他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人立传,恐怕你们都不认识那上面写的是你们。”
说到这里,杨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说道:“两位刘先生如今的名声,就是因为他们坚守原则、保持初心、不愿和肮脏的灰色势力为伍,而被逼迫出来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一名好官要想排除万难,始终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洁,是件异常艰难之事。”
“既然两位刘先生做到,我觉得我也能。”李大亮肃然道。
“我拭目以待!”
杨集点了点头,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刘先生,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才不会误人子弟、遗祸后人。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这一切,于国于民同样有利,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
如果细分到个人的话,也不能说他是某个学派的人,比如说杨素,他打仗、治国、治吏、外交、诗词、书法、绘画都是顶级水准,甚至还会设计精美的建筑图纸,你能把他划入哪一家?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如果当权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趋利之辈定然争相自我定位为儒家子弟,否则真的分不清。
要是杨坚以孔家眼馋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当条件,他们能不认同二刘正确的义疏才怪。
对朝廷来说,却因此多了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答案,若不早点统一,教育和科举依然被教材标准、答案标准卡死,迟迟无法推广。
……
寒暄了一会儿,杨集一直将刘焯送出了大门,说道:“先生请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结果。”
刘焯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拱手道:“草民会在家里静候消息。”
这时,奉命去准备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牵来一匹马,马背上有两坛葡萄酒、一个鼓鼓的马袋。杨集接过缰绳,递给了刘焯:“这是给先生代步的马匹,马背上的两坛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尝品尝。”
刘焯心中欢喜无限,连声称谢,又指着马袋问道:“这是……?”
杨集说道:“马袋之中有百颗银珠(百两),也是给先生的安家费。”
刘焯愕然:“安家费?”
“正是!”杨集调侃道:“先生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在凉州安心帮我做事,这样办事效率自然大增,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请先生务必笑纳。”
刘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礼:“大王之恩,草民铭记于心!”
杨集向他拱了拱手。
刘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杨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马狂奔而来,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遥遥说道:“圣人急召卫王入宫议事,请禀报卫王,令他速速入宫觐见。”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应,便又向远处奔去,显然是去通知坊内其他官员。
杨集心知这必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传令宦官也不会这般着急,他不敢有所怠慢,连忙入府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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