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兼黄门侍郎裴矩、太常卿裴蕴的府邸都位于择善坊北曲之内，只不过两座裴府虽然抵在一起，但是两府相抵那边却是各有各的围墙。两墙中间不仅没有便于走动的门，甚至还隔六七寸宽的缝隙，给人的感觉就是两裴关系不合；毕竟以正常人眼光来看，如果他们共用围墙，不仅省去一道围墙的的钱、还省出一尺多宽的地皮。

    然而事实上，两裴关系极好。之所以营造出这种不合的样子，主要是因为杨坚推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之时，发现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十分严重，于是他以兄弟多、容易闹矛盾为由，强令堂兄弟仍然一块过日子的家族必须分家居住、必须自立门户。如果财产分配出现矛盾，由官府出面解决；而官员要是胆敢帮偏，杀无赦。

    这项政策在民间得到拥护，很多百姓其实早就想分家了，可是财产分配不尽人意，有的人甚至连一口锅、一只碗也要争，兄弟谁也不愿吃亏，干脆就不分了。然后就是兄长今天不做饭、那弟弟明天就睡懒觉。久而久之，关系越来越僵、家也因此而败落。后来有了官府出面帮忙分家、且又公平公正，最后可谓是皆大欢喜。

    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势之下，杨坚再回过头来，要求官员和各大世家门阀效仿之，你们都说叔伯兄弟关系好、没有财产纠纷、不忍骨肉分离，那也不是不可以；我也不想让你们骨肉分离、更希望你们时时刻刻处在一起，所以未免红尘俗世影响到你们的亲情，你们就把官职让出来，以后一家人在家里畅诉亲情好了。杨坚这一招直接命中要害，只好依令而为。

    但是官员和各大世家门阀一开始并不担心“推恩令”出现在自己的家族之内，因为每个家庭都在长远的发展规划，哪个子弟可以重点培养、哪个必须放弃，全都有一整套规矩。倒不是说他们舍不得投下资源尽数培养，而是家族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团结、主次之分，他们担心旁支、庶子得到资源后迅速崛起，渐渐凌驾嫡支之上，之后再夺权。

    旁支庶子纵然再不满，可他们一生下来，就已经成为家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无论他们为了仕途也好、还是生存也罢，都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谁要是胆敢与家族背道而驰，家族便能以家法将其收拾至死；即便是跑了，也能诏告天下，使其成为举世唾骂、无法立足的逆子和白眼狼。

    正是基于此，他们不怕旁支庶子背叛。可是世家和官宦子弟见惯了权力的好处，他们对于权力有一种镌刻在骨头里痴迷，稍有机会便会奋力争先；哪怕是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也不肯甘居人后、也不肯一辈子成为别人呼来喝去的附庸。

    旁支庶子长期被压制、长期被边缘化，早已有一股子火气，他们被迫分出去的过程之中又受不到公正待遇，其心早已和嫡系渐行渐远了。

    而杨坚等了一段时间，先是以不问门第的秀才科、明经科取代九品中正制；接着又广推四门学（小学）、县学、州（郡）学。其中前者，是解决了寒士和各大世家门阀旁支杰出子弟的入仕之门；而后者，则是解决了他们子孙的就学问题。

    各大世家门阀的旁支、庶子入仕无忧，子孙的教育问题也有了着落。他们对嫡系的依靠弱到极致，之前所受的不公慢慢占据上风，谁还会甘心为嫡系那些人当牛做马？所以他们即便没有和嫡系决裂，却也是“出工不出力”，令各大世家都头疼万分、焦虑不已。

    无奈，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逼杨坚废学。

    杨坚那时已经年迈，而刚刚当上太子不久的杨广的实力又远不如杨勇，他为了胜利交接，只好下令废学、暂时停办秀才科和明经科。

    尽管如此，可是族大则分家的概念和制度却已形成了；而关系再好的兄弟一旦分了家，也是以自己的小家为重，与其他叔伯兄弟自然而然的疏远；即便一点矛盾都没有，可是交情再好也经不住岁月的摧残，如果别后几年再相逢，已然无话可说、不知从何谈起。

    在杨坚“族大则分”的政策之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无疑又是关陇贵族。因为关陇贵族自成立之日起，便一直为战斗而战斗，凡是出色的子弟就是好子弟、就能够得到家族重点栽培，嫡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实力也没有多大差距。

    当天下无战可打，关陇贵族各大门阀一心整顿族务，嫡庶也开始族里的“话事人”起了争执和冲突。然而嫡庶不分、嫡庶实力相当，忽然要争出一个结果、却又不想伤感情，这又谈何容易？比如说独孤世家，独孤信和郭氏所生的几个儿子就是为了争得嫡系之名、家主之权，不断排斥和排挤独孤罗父子，最终迫使独孤罗的长子独孤纂无法立足，只好放下嫡系之名，带着几个弟弟自立门户。

    相对于关陇贵族，传承良久的士族早已度过嫡庶不分、嫡庶实力相当的阶段，他们早已在一次次碰撞之中，建立一整套相对公平、都能授受的族规和家法，所以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裴矩和裴蕴在外面有“裴氏双璧”之美称，他们足智多谋，做事点滴不漏、深谙规避风险之道，在杨广赐下地基之后，便在寸土寸金的择善坊将两座府邸修成了这个“怪”模样，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实实在在的做法，却深得杨广赞赏。

    此时的裴蕴正在府中偏堂接待一名来自南方的贵客——谢氏之主谢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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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氏起家于魏晋时期，继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及谯国桓氏之后成为东晋的最后一个“当轴士族”。谢氏在东晋中期传到谢安、谢万、谢石、谢尚、谢玄、谢琰等人手上时，是谢氏最辉煌和最鼎盛时期。当时谢安由于过人声誉和出色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宝座，而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谢氏子弟几乎垄断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

    特别是在着名的“淝水之战”中，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四人一起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战后，谢安四人同日封公，他们不但获得应有奖赏，也使谢氏门阀地位正式得得确立。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王氏“共天下”的局面。

    然而大浪淘沙、沧海桑田，东晋和南朝四朝在战争中更迭沉沦，而谢氏在历经魏晋的崛起、东晋南朝的兴盛，难以避免的在梁朝走了下坡路；传到陈朝，谢氏虽然还有谢哲、谢嘏、谢俨和谢伷祖孙三代四人占据高位，可是谢氏在整个天下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甚至是陈始兴王陈叔陵掘了作为谢氏精神象征的谢安墓时，谢氏家族和整个陈朝上下竟无一人出面干预，谢氏势力之弱可见一斑。

    及至陈亡，杨广押解陈叔宝和一干南陈臣子入关，杨坚一一给降臣授予官员，以示安抚，当时唯有谢伷尚书仆射和宰相、萧允以年老体病为由推辞隋官，杨坚知道他俩不愿侍二主，赞其高义、厚赐钱帛、任其返乡。

    杨坚出于安抚南方的政治需要，终究还是授予谢灵运后代谢革官职，可谢革欲与谢伷共进退，也以才能不足为由推辞了，不过他未免激怒杨坚、给谢氏带来灭顶之灾，只好举荐自己的儿子谢道宏。

    杨坚于是任命谢道宏为太府少卿、赐爵阳夏县公。然而谢道宏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府少卿，非但没有得到升迁，反而卷入了陇西李氏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