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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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社会环境有关，入前文所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他们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
自视甚高，又不肯吃苦，把这些人投入军队会是个什么结果就可以预料了。实际上，民国各系军阀都不愿招收学生兵，一来固然是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二来估计也是担心这些人拖后腿。
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那么常凯申呢？不是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吗？
估计这只是热血的宣传，就那么一说，到实际执行的时候，国民政府对于这些人也不待见，不鼓励。1943年10月，常凯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常凯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当时国共正发生冲突，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调动胡宗南军队增援前线，征集大学生参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少学生表示：中央不调西北军队，我们就坚决不从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宣传力度，常凯申也亲自出面鼓励青年学生参军，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
实际上，大学生即使参军也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但大学生掀起参军高潮是在抗战末期，很多参军大学生未能真正走上抗日前线。以交通大学为例，1943年，有74名大学生相应常凯申号召参加海军，随后开始接受军事培训，时长为一个月，1943年5月，培训结束，这批大学生被分别派往英国和美国受训，到当年10月份，赴美受训的学生才正式进入美军海军军官学校。
豫湘桂战役后，知识分子掀起参军高潮，参加军队的大学生日渐增多，1945年，1000余名士兵赴美接舰，其中青年学生兵475名，交大学生占两成，这些学生1945年1月启程，5月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受训，训练时长为一年，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便正式宣布投降，这离这批学生兵毕业还有大半年，他们都未能走上战场杀敌。
相比于身处后方的大学生，处在日占区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情景。一位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1944年的日记记录了日占区的大学生活：有位严姓同学感慨，大学毕业要花千把块钱，要通宵跳舞，开party，还表示看不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女学生爱打扮，男学生抽香烟带帽子歪带，三言两语不和就要同人打架。完全没有因为家园沦陷而悲伤，更别提上前线抗日了。
由此观之，在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虽有不少大学生参军抗日，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学生参军的比例并不算高，真正走上抗日前线的大学生也不多，更有甚者，在沦陷区照样娱乐玩耍，并没有亡国之感，还有不少人甘愿做汉奸，为虎作伥。
（好吧，地效承认，这一段是资料，地效只是当了一回搬运工。本来的用意……大家可以在下文看出来，结果洋洋洒洒贴了这么多，这一段就不算正式字数了。说实话，看到这段文字地效也颇为颠覆，感觉那时候的大学生还不如这时候的——虽然地效本人其实没有读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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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军衔是……”陈诚上前来，看着这个士兵肩头的肩章问道。
“上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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