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县衙后堂。

    夜风扰动书房烛火摇曳，暖色烛光打在左懋第的脸上。

    桌案上摆着轻飘飘一张纸，还有一根装在木匣中的小拇指。

    信的抬头是知韩城县事，左兄敬启；落款是大元帅府，弟承宗敬上。

    字迹是馆阁体，但不够圆融拘谨，难压锋锐。

    左懋第的眼睛盯着书信，瞳孔却早已失焦，思绪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想起自己在山东的少年时光，鲜衣怒马双亲俱在，尚不知人世疾苦。

    因为父亲左之龙先做延安府同知，后为滦州知州，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在莱阳西郊还有一座西墅草堂，专门读书用。

    而他的母亲陈夫人是宁海卫指挥佥事陈治安的长女，所以他的少年时代，往返于城镇与卫所之间，读书习武。

    跟他的兄弟朋友加入复社分支的山左大社，交游聚会，切磋学问，评说时局，文名远扬。

    而另一方面，他又自小被卫所的将军们看着长大，弓刀铳炮不过是他小时候的玩具而已。

    人们说他还是秀才的时候，就负有海内盛名，不可一世。

    直到他二十三岁，乡试年，父亲突然离世，他没有参加乡试，将父亲葬在家乡，在坟墓旁结草庐而居，守孝三年，错过第二次乡试。

    随后对母亲更加孝顺关心，每晚陪母亲说话，母亲睡了他才去睡，每早陪母亲吃饭，母亲吃完饭他才出门读书。

    当时人们都说左懋第在父亲死后一蹶不振，成了天下第一大懒蛋，日上三竿才起床出门。

    一个青年男子最飞扬激荡的六年，他三年在坟地陪父亲，三年在家陪母亲，只在二十八岁那年跟白莲教徒打过一仗。

    别的秀才都是用弓箭，只有他，用炮。

    一炮炸膛命中自己，一炮打放命中敌首。

    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参加乡试取得亚元，三十岁考取进士，得授韩城知县。

    在韩城这三年，是上天给他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三年。

    崇祯五年，他刚一到任，流贼已经在这片土地肆虐三年，王二、王左挂那样的巨寇轮番前来，更有数不清的小贼滋扰县境。

    而流贼只是左懋第作为知县遇到的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是不下雨雪。

    崇祯五年，冬季无雪，春田迟，没麦子；夏季雨少，秋霜早，杀谷子。

    六年，冬季又无雪，麦子不入地；七年，春季又不下雨，良田成为焦土。

    全面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富家尚能支应，而穷家百姓从吃草根刮树皮，发展到卖妻鬻子，最后刮死人肉而食。

    除此之外，还有左懋第作为吏部铨选、皇上御批的知县，最基本最基本的职责：收税。

    韩城这个地方啊，在籍七千二百九十三户，六万两千六百三十七口。

    七十年前嘉靖四十年的人口普查，后来就没做过了。

    实际上的百姓有多少呢，左懋第知道，他过来就做了人口普查，只是没往上报。

    经过这几年的祸乱，眼下人口还剩十一万出头。

    这里人口不少，但土地有个问题，上次丈清田亩，也是七十年前。

    韩城靠近黄河，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黄河多次冲毁岸边田地，但田地毁了，赋税还要按照老规矩交。

    这就导致韩城过去的赋税，每年都是空赔状态，就是说即使县官依照国法百分百完征，韩城老百姓依然倒欠国家银粮两千余石。

    所以哪怕没有旱灾，沿河失去田地的村庄，还是要把这份粮交上。

    解决问题说起来简单，丈地均粮。

    可实际上丈不了，知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户，有心无力。

    在知县身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全是有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地人，都不愿意重新丈地。

    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读书、怎么做买卖，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

    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

    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没有人和他一条心。

    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

    上任三年，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这当然不可能免掉。

    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应该怎么做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明明有能力够水准，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朝廷要收的税，他收，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他追征，但没能力交税的，欠税了……欠着吧。

    别人说你不催科，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你没有功绩，韩城就把你耽误了。

    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也一样收不上税，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

    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我心甘情愿。

    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在他上任三年之后，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

    他不光欠朝廷的，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

    崇祯六年，全县受灾，他颁布捐俸劝赈法，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一年白干。

    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捱过一年寒冬。

    到去年春季，饥民越来越多，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一共五千二百人。

    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由县衙设粥厂赈济。

    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出三个等级共一万四千多人，造册上报，从陕西要到一千四百三十七两。

    那年是乡试年，左懋第被选为陕西乡试考官，他治理的韩城仅一人中举，给他造成极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

    “如此出色的我，治理韩城，居然没有一点崇文重教之风？”

    回去他就在县中城里尊经社，选拔秀才，每月两次亲自给他们讲解经书，开重视教育之先河。

    而对于学生里穷困人家，则从县衙拨款，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到两钱，以免因贫辍学。

    因为韩城缺粮，左懋第上任的时候常平仓已经空了，为避免粮价暴涨，他用俸禄买了一百石粮，又号召乡绅富户捐了两千石，重新设立常平仓。

    这笔支出，又让他两年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