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古称朔方。

    贺兰山环西北，黄河绕于东南，其地险固，为关中屏蔽，河陇之咽喉。

    其地虽小，南北不过百余里，东西不过二百余里，却号为雄边，在于地利。

    这里也一度被称作塞上江南，它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屯田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既有黄河西套的肥沃土壤，也有灌溉面积宽广的汉唐二渠，得以使此地拥有数万顷灌溉农田。

    宁夏镇军民是光荣且勇敢的好汉。

    在明初洪武三年，这里曾经设府置官，但仅维持两年，因鞑靼势大，太祖皇帝下诏弃地，徙民于陕西，使宁夏成为遍地空城的凋敝之处。

    直至六年之后的洪武九年，朝廷做好准备，再度于宁夏移民设卫，派遣宗王建立藩国。

    移民既有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也有达、藏、回诸土民。

    有明以来二百年间，这里常驻军兵五六万人，防守山脉隘口众多的贺兰山，虽分兵多处难以支援，仍能凭借极佳的防御工事、充足的军需，维护腹内卫所的稳定，长久抵御来自蒙古的侵袭。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宁夏镇随着洪承畴的移驻，正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甘肃失守以来，洪承畴在宁夏手忙脚乱，白天应对曹耀的骚扰，夜晚因朝廷没来的惩处担惊受怕。

    而整个宁夏的军队，也在甘肃及南面腹里的靖虏、固原诸卫相继失陷，平叛大军相继败北的环境下，泛滥起严重的恐慌情绪。

    是以军户出逃、百姓迁徙。

    面对这种情况，洪承畴的应对很糟糕。

    西边被曹耀打，东边被周清抢，跟漠北三汗打了一仗，也谈不上有什么大斩获。

    不是因为没能力没才华，而是他的注意力，早就不在平叛上了。

    实际上他和杨嗣昌一样，都在外敌的威胁下，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只不过杨嗣昌对崇祯的献计，是从整个大明的角度上。

    而洪承畴的攘外必先安内，则建立在宁夏镇的基础上。

    尽管是掌天下权柄的三边总督，但是洪承畴再清楚不过，没有陕西的经济支持，就没有三边总督。

    若他再将宁夏、延绥视为朝廷的臂膀，恐怕只有坐败一途。

    别人可以跑到山西去，他作为承担三边失陷责任的总督，进了山西恐怕最好的结局是下诏狱，没准还会死掉。

    洪承畴倒说不上怕死，就是有些不甘心。

    他在宁夏复盘了一次又一次，都不认为自己的部署有任何问题，总觉得差一点就能把刘承宗扑杀于甘肃。

    元帅军明明就该断粮，那天山瓦剌千里迢迢给他运羊吃，这他妈谁想得到啊！

    而对于去年曹文诏、白广恩、卜应第、屠师贤、神光显五营兵将南下兵败，他倒是好理解的多。

    毕竟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忙着给朝廷写奏疏，那些奏疏统统石沉大海，也不知道是根本送不进山西，还是因为要钱要粮，朝廷不予回复。

    不过现在都没关系了。

    洪承畴已经意识到，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陈奇瑜不行、大明朝廷也不行。

    人还是要靠自己。

    在内心笃定不会有好下场之后，他有了一套完整的割据计划。

    攘外必先安内，他要经营宁夏，以期抗拒刘承宗的进攻，等待将来事情发生转机。

    因为延绥镇地处毛乌素海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兼具农牧，既没有高产的田地，也没有优良的水草，但是能凑合。

    地形在军事上，决定了延绥镇的主要策略是防守反击，以一道边墙为防线，三路分

    守进行局部防御，榆林镇城总领防务。

    当敌军突破一道边墙，明军将***于容易被突破的山谷、河口，以众多堡垒截击，用二道边墙之间的山地迟滞，最后包抄掩杀。

    可如果敌人从后面来就不一样了，榆林镇城周边无险可守，很容易被大军包围。

    洪承畴可不想被刘承宗摁在城里暴揍。

    所以宁夏，是他的唯一选择。

    不过这份计划直到去年秋天，也就是曹文昭等败将逃回之前，洪承畴都没有什么作为。

    原因很简单，一来是漠北蒙古和曹耀先后过来捣乱，二来则是他身边没有多少可用之人。

    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要想抗拒刘承宗，必先让宁夏钱粮充足、军兵堪用。

    而要想钱粮充足，在宁夏这个地方，必须清理军屯。

    偏偏这宁夏的军屯田啊，是天下间最难清理的地方。

    大明九边屯田之中，西北为最，而西北之中，宁夏为冠。

    这里的军田在明初开垦出八十多万亩，后来一路攀升，至嘉靖年间一度高达二百万亩。

    不过最初开垦的军田质量高，都是银川附近受汉唐二渠灌溉的优质农田，而在正德以后新垦军田，都是宁夏平原边缘的干旱、半干旱荒地，质量远不如早前。

    但是多就是多，多一亩也是多。

    只不过宁夏不仅屯田多，民田更多，而这里的民田在早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商屯。

    也就是商人在食盐开中法的政策之下，就近开垦田地，种粮换引时耕种的田地。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准两淮商贾以银代粟，使盐课骤增至百万。

    四十一年后，九边兵饷也从四十万两，变成了二百二十万两。

    边塞商屯败坏，田地贱卖，成了民田。

    欠饷、逃亡、人口流失，军屯荒废而民田增加，大量军屯土地成为民间田地，二者界限随之模糊。

    以至于等到崇祯登基，想要清理宁夏军屯，户部尚书毕自严一番核实，无奈请奏：相沿已久，难以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律按民田起科。

    等于，宁夏军屯彻底没了。

    初衷没啥问题，反正军屯也收不上来多少，为了公平起见，干脆都按民田来。

    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毕自严总管朝廷收支，而崇祯登基之时，大明的财政极为糟糕，军费问题最重要的是蓟辽。

    宁夏就算全是民田，征收本色也能把部队顾个差不多，一年淮、浙盐引钱八万、京运的银子才两万。

    单是蓟镇，当年就欠了五十三万两，一年的京运要四十二万两。

    相较而言，宁夏这点纯是细枝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