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小岛上聚集的流民越来越多，几天功夫就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变成了数百人，还好整座岛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密密匝匝地至少也能住个上万人——挤是挤了点，但是大家都是过来逃难的，不可能人人都住别墅，大家凑凑合合地聚在一起，能保个平安温饱就已经很不错了。

    萧文明也曾叫来几个流民当中的代表询问情况，想要问问他们为什么好好地在自己的家里不呆了，偏要北上跑到吴江县来。

    然而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福建那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也不坏，半饥半饱地填饱肚子问题不大，既没有发生地震洪水之类的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

    只是听说本地即将遭遇大变，所以大家就一股脑地逃了出来，不管是真是假，先保住性命再说。

    如果让他强行解释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倒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一件完全没有缘由根据的小事，以讹传讹、越传越大、越传越广，就会引起一阵难以控制的风波，直到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各级官员上纲上线、层层加码，报到皇帝那边就是一起谋反的大案，最后颗颗人头落地——有冤的、没冤的、冤大的、冤小的，死了一大片，事情最终以悲剧为结尾……

    但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看似是随机产生的，但背后也往往有其必然的原因，或许是某些尚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慢慢发酵。

    就算没有这样的阴谋，也至少说明朝廷、官府对社会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自从年前野驴岭一战溃败以后，大齐朝廷就陷入了兵、钱两荒的境地。

    一方面，朝廷为了应对北方戎羌的压力和威胁，不得不重建军队、重建国防；另一方面朝廷财政吃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投入军事，因此朝廷上下弥漫在一种普遍缺钱的状态当中。

    为了搞钱，皇帝甚至特旨允许萧文明可以同倭国通商，要是在国库充盈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为此，萧文明每年贡献给朝廷的三万两银子，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朝廷收入的真正大头还是在农业税上。

    皇帝也曾想过增加田税用于充实国库，但是朝廷里现在倒还有几个脑子清醒的官员，坚决表示反对，理由也很充分：因为现在大齐国上下，土地兼并已到了十分酷烈的程度，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豪强市身手里，朝廷想要加田税，他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避税。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虚报土地、瞒报土地，报的土地少了，交的税自然就少了。

    这种行为，按理说地方官员是要查处惩罚的，但是这些地主豪强大多同官服有勾连，甚至和当地官员穿一条裤子——就好像徐世约这种——官府非但不会查处惩罚，有时候甚至还会帮着隐瞒。

    然而朝廷征税指标下达之后，每个地方应当征缴的税收数额是确定的，既然没有办法从真正掌握土地的地主豪强手里征税，那就又只能将征税的目标瞄准小民百姓了。

    这样一来，原本皇帝好心或许只增加一成的田税，到最后执行的时候，落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就变成增加十成的税了。

    这还是在当地官员相对清廉，没有动外脑筋去克扣、侵吞交上来的税款的前提之下……

    普通百姓现而今就已经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了，要是再增加天赋，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也不能躺平等死，只能起来造反了！

    造反就需要派兵镇压，派兵镇压就需要花钱，花钱就又要从百姓头上抽税，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不知道有多少王朝是毁灭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的……

    不过眼下大齐朝的朝廷里倒还颇有几个有识之士，皇帝也并不是完全听不进意见，因此几番斟酌下来，加税的事情就暂时免了，政策改为追缴之前地方拖欠朝廷的税款。

    这是一记狠招，乃是当朝宰相楚老相公替出来的。

    名义上并不像老百姓增加赋税，而是要各地的官员，将历年来应当缴纳给朝廷而没有完全缴纳的部分补齐了，同小老百姓并没有关系。

    并且皇帝下达圣旨的时候，还特地拖了一句：地方亏空朝廷税收，既有中枢六部监察不严的职责，也有地方官员消极懒政的原因，与百姓并无关系，补齐税款不能向百姓摊派盘剥，违者也要严惩！

    这条旨意就下得很高明了。

    欠国库的税款，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数额有时候要超过一个地方好几年的田税，当地的官员又没有聚宝盆，从哪里变出这么多银子交给朝廷？

    到时候，还是只能想办法从下面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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