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盛彩年华之子，王安石不由叹然垂思：“活在世间，谁又愿意招惹是非，可却人人都是‘发愁容易消愁难’呀。”王元泽略想而言：“爹，我知道你愁的是什么，听说西夏又无事生非，出兵威胁，来向我朝讨要绥州？”西夏此次的不正居心，使得全朝上下一片忧心，王安石徐徐点头地论及始末：“绥州原为西夏所有。多年以来，夏人一再兴师动众，乐此不疲地攻占大宋，互有胜负之中，绥州被种世衡之子，我朝大将种谔所占据，现由郭逹将军把守。几年以前，为了是否归还绥州，朝中大臣就曾各执一词，司马光等人以为，我朝夺人地域，种谔为国滋事，大宋理屈，同意归还绥州。但韩琦却认为，西夏屡屡出师无名，扰乱和平，乃是自惹祸患，主张绝不归还。如今，西夏无缘无故又来索要绥州，想必定是不怀好意。”宋夏常年不断争战，兴起纵横祸乱，皆是彼此的心头大患，而且各怀夙愿，对相互的国土虎视眈眈，却又都因无力侵吞而望洋兴叹！

    听此事出之因，王元泽深怀忧心：“爹，那您觉得是否应该归还绥州？”王安石一切皆以大局为重：“如今朝廷财力困乏，军队颓废多年，国家经受不住这此起彼伏的祸乱之战，不宜为了一城之存弃而耽误了变法大计。”听到此言的王元泽在愤闷之余，慨然出语：“我朝如果忍此一时，西夏更会得寸进尺，边城百姓多年难有宁日，我大宋究竟何时才能一血前耻？”看着儿子年轻气盛，王安石默叹一声：“王韶将军正在计划游说诸番，为了长远打算，更应忍让求安。前些时候，陕西安抚使上书建言，令西夏献出安远及寨门二砦，便可同意归还绥州。仔细衡量，这倒也是一个可行之策。”元泽听后，竟是肃然沉思而双眉紧皱：“爹，你这样一说，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典故。”王安石此时不免多虑：“说给爹听听。”真是家有和乐，国有风波，王安石心系改革，西北边境却总欲大动干戈。

    神情凝重的王元泽随后担忧颇深地借古喻今：“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抗秦，张仪便使用连衡之计来分解六国，他向楚怀王游说，如果楚国与齐国断绝交往，秦国便将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楚国。楚怀王信以为真，随后真与齐国绝交，可待其索要商於六百里之地，张仪却说，愿将奉邑六里献于楚国！爹，我可以断定，我朝一旦归还绥州，西夏必定将与张仪之策，如出一辙，大宋不但安远和寨门无法获得，很有可能会使西夏得寸进尺，重挑战火。”听完之后，王安石不禁倒吸凉气地簇眉出语：“如果西夏胆敢反复无常地戏弄我朝，想必他们定是备战精良，那么此后，怕是真就国无宁日了。”王安石面对朝廷内外及邻国边邦的兴风作浪，始终徘徊在风口浪尖，想那突袭而来的欲加之罪，可谓编织万千，如此无休无止而无稽无聊的无礼争端，不知使人增添了多少难以解除的深夜辗转！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内忧外患，王安石并未踌躇不前，或者终日苦叹，为了实现济世兴邦的宏伟伟愿，他坚定不移，举措不变。

    这一日，计划已久的革新领袖王安石召集三司条例司的几位主要官员，相聚在条例司衙，共同商议另外一项新法——青苗法。众人落坐之后，王安石首先说明其中利弊：“我在少年时，曾随家父奔波四方，对于民间疾苦深有了解，看到很多农民百姓年年春种秋收，竟然落得无法终日饱食！想我大宋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即使不能富足有余，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呀？这其中除了水旱灾害的欠收之年以外，导致百姓艰难困苦的主要原因，便是奸商富贾肆无忌惮又毫无休止的私自兼并。如此毒瘤，久患不治，各地商贾必然更要倍复成倍地得寸进尺。”几位属官恭听静思之时，苏辙首先张口询问：“大人以为，奸商富贾的苟贱不廉之性，究竟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整治呢？”想到那些无德无耻的巨商大贾，为了争取利益，处处存着不良居心，时时危害朝野国民，实在让人切齿痛恨，但是性情内敛的苏辙却感觉这革新之法也着实应该行之谨慎。

    计划详实的王安石此刻针对时弊而论解细致：“这些为富不仁的商贾，皆以乘人之危而自我肥大，因为农民一年当中的艰难岁月，通常都在青黄不接之时，也就是稻麦刚长青苗，还未成熟，但农家存粮却往往已经用尽，所以乡绅商贾正好趁机高利高息地借贷给农民，由此开始他们放肆兼并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劳苦之民，年年所剩无余又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此言听完，苏辙又生疑问：“自古以来，很多正义之士都是因为，虽知其害却难惩其恶而不得不任由歹人逍遥法外，即使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扭转乾坤的智慧，也不容易教化恶劣之心，大人又如何整治他们的为富不仁呢？”王安石随后刚严无畏地阔论其理：“人心虽然难以教化，但人的恶行却可以约束防止，其方法就是要朝廷以较低的利息，向农民散放钱款。如此一来，不光可使农民渡过危难时期，更能让商贾断绝可乘之机，又能给朝廷带来合理之利，这春散秋敛的青苗之法，正是各得其所，可谓便民利国。”王安石推行法令而限制商贾，既为排解农民疾苦，更为大宋兵强国富。

    坚决拥护的吕惠卿随后出声赞同：“春种之时，朝廷散出救急款，秋收之后，朝廷取利二分，敛回青苗钱，那些奸商富贾倍加高利的兼并之计必然就无法实施，真是国家救民，国亦自救之策。”苏辙此时深思片刻而似担其忧：“只怕百姓得钱容易，还钱不易，如果逾期不还，岂不成了国之损失。”听到此言，曾布陈说己见：“百姓得钱妄用或者过期不还，必然有之，但多数良民自然懂得生活勤俭，长远打算，即便不知为国，也知为家。若有少许刁民倘若违法不遵，自有州县官吏究其原因，给予相当治裁。”闻听之后，苏辙再谈顾虑：“地方官员催缴还债与奸商富贾威逼良民有何差别？而且此后杂事丛生，州县之官必然不胜其烦。”就听章惇心直口快地据理而谈：“贷款于民，朝廷取息二分，使百姓缓一时而解困苦，可那些商贾却取息数倍，使百姓不堪负荷而一贫如洗。国为助民，商为害民，正是天差地别。而且州县官员管理一方，本是职责所在，既然身为官员，自当应该比民辛苦，何来劳烦？如今，国有良法推行于世，百官万民都应遵从法制，岂能因噎废食？”章惇一向言真理直，所以论讨之时，总是毫不顾忌。

    苏辙听后，既不能赞同，又无力反对，只能选择急流勇退：“苏某笨拙难悟，不能领会其中深意，请求王公，调出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听到几人的各抒之见和互相争辩，随后由衷出言：“子由的担心确实有理，国家行法，非同小可，必须尽量趋利避害。其实今日提议青苗法，并非凭空想象地纸上谈兵，因为本朝贤臣李参就曾在陕西散给农户青苗钱，我早年出知鄞县，也曾效仿其法在当地实行，而且常与百姓促膝深谈，所以知道，春散秋敛果然行而有效，百姓困苦无路之时，青苗钱正是他们的切实需要。各位也曾任职地方，且又被人称为民之父母，所以更不能让民之苦难，代代相传啊！”听到这席意味深长的忧民之谈，苏辙在众志一心当中，似乎成了节外分枝，所以显得郁郁沉闷、心绪纷纷！既然意不相投，自然事事皆休，所以只能选择道不同而不与为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