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束了。和肖师傅分手那天,我和肖师傅都很难舍难离,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对当时为什么会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说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工人们每日里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又必须集体合作,因此,工人阶级才最团结,这样一支既团结、又有力量,在人数上仅次于农民的队伍,不是领导阶级又是什么?时隔不久,我又在和农民的接触中,悟到了为什么农民占中国总人数一多半却成不了领导阶级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咱们回后再说。当然,这只是一点拙见,对与不对请读者多担待。
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段时间,老师结合每个学生在学工活动中的表现做了总结,由于我表现得比较优秀,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时候,时间已进入了雨季,天总是阴的时候比晴的时候多,身上也总是感觉湿漉漉的不得劲儿。就在这期间,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说是省里有个地方遭了雹灾,急需民众支援。为此,学校里做了紧急动员,学生、老师都要全员参加抗雹抢粮,一个都不能少。对了,那个地方叫葫芦峪。大概在海城市那一片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坐着二十几辆大解放汽车浩浩荡荡来到了葫芦峪,下了车我们便被灾区的景象惊呆了,那哪能叫庄稼呀,长势正旺的玉米被拳头大的雹子全打成了光杆儿,多数的庄稼几乎全被打得趴在了地里,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我们到了那儿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地里却还残存着手指肚大的雹核儿,由此可见雹灾的猛烈程度。
我们来的目的是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成熟了的玉米,扶起还能成活的桔子,把雹灾的损失降到最低。可是到了地里一看,几乎找不到还有叶片存在的玉米棵子,差不多都被雹子打成了光杆,扶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收成,于是就捡那些打落到地上、泥里的玉米棒往外运,一年的收成谈不到了,能收多少算多少吧。许多公社(那会叫人民公社)里的村姑农夫就在田间地头哭天抹泪,解放军也在这里(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这一点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没变)。他们就往回劝人;往回运送玉米、玉米桔;修补被雹灾打坏的房子。时间不长,又有大汽车开来,运来许多的救灾物资,大米、白面,被服、帐篷应有尽有,农民们不再哭泣,开始往家里搬运救灾物资,这时候就看出农民与工人的不同了,同样遭遇了灾难,比如说,工厂里失火,工人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救火,没有谁去计较自己损失了多少,更不会有人只顾了哭泣而忘记了救火。工厂就是工人的命,没了工厂就断了工人的命脉。农民则不同,地里的庄稼只是他们一年的收成,庄稼没了还有地在,今年的收成没了来年还可以再种,如果打没了庄稼国家给了等量的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来补偿损失,其它的也就不需要更多的考虑了。只要渡过当时的难关其它的都好说。
救灾只用了多半天时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充其量只是尽了点人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解放军,还是国家运来的救灾物资。当天回来后,我跟奶奶说起灾区的境况,奶奶竟一声不吭,默默地抹起了眼泪,我以为奶奶是为灾区的人担忧,就劝奶奶说:解放军已经把救灾物资发放下去了,粮食、物品啥的都不缺,没啥好担心的。奶奶的泪水却流淌得更畅快了,弄得我以为哪块儿说错了惹奶奶伤心了。直到晚上爸爸回来,我问爸爸才知道:原来那年山东老家也遭遇了灾害,几场大雨把家里的主要来钱道苹果浇得全泡了汤,爷爷来信让爸爸救助一下,爸爸却无能为力,只好找人借了二百元寄了去,奶奶正为老家的事担心,听到我说的事正好两下相撞碰出了眼泪。唉!我的奶奶呀!那会儿,我们不让您省心,天也给您找麻烦,您的一生真是不易啊!
回到学校不久,大汽车又把我们载到了盖县杨运公社(当时的叫法),这一次却是真正的学农。到了那儿之后,第一件事是先到杨运烈士的墓前上革命先烈英雄事迹教育课,烈士墓建在当年烈士曾战斗过的那座山上,后来为了纪念烈士在这里战斗过,改名叫了杨运山。烈士墓当时只是个土丘,墓碑很高大,我记得上面刻的是“杨运烈士永垂不朽”,两边小字是杨运烈士的生辰和牺牲的时间,碑后忘记写什么了。听解说员讲,大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杨运烈士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机智、巧妙的搏斗,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可惜由于我当时贪玩,见了山就忘了一切没有记全。后来高作智老师,写了一篇名为“带枪的人”的记实文学,系统的介绍了杨运烈士的英勇事迹,发表在当时的《辽宁日报》副刊上,现在那张报纸经过几次搬家,也不知道弄哪去了。
当天下午,我们开始往山上运土肥。所谓土肥就是农家肥。工具就是两只土篮一条扁担,在这项劳动中,我挑水练就的铁肩膀发挥了作用,别的同学挑半下就压得呲牙咧嘴,两只手使劲托着扁担还嚷着肩膀痛,我却没事,挑着满满两土篮走山路如履平地,我把一担土肥送到山上返回来了,挑得快的同学才上到山的一半。没啥说的,能者多劳嘛,那一下午我足足往山上送了八担土肥,干得老师都直了眼儿,说啥也不让我再挑了,也怕把我累坏了不好向家长交待。而别的同学最多的也只是送了三担,还是装半土篮的。
晚上回来吃饱了饭菜,别的同学都累得找个地方倒下就着,我却不行,没怎么觉着累,再说睡觉也早,就又跑出村子到山上玩了。
都说山里的天黑得早,这话一点不假。我出来时只是傍晚六点多钟,天还没黑,赶我跑到山上玩了一会,看着太阳刚滑下山坡,天“刷”的黑了下来,这才知道山里的黑夜是什么样的,又是个没月亮的晚上,那可真叫伸手不见五指,我又没有手电,只好凭着记忆一点点往山下摸,还好凭了我这一天来跑了这么多趟,竟然没有迷路,不仅顺利回到了村里,还顺便抓了条草蛇,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其实倒不是特意去抓它,只是它不走运,撞到我的脚上被我捉到了。那晚儿,我正往山下走,无意中踩到了它,软绵绵的吓了我一跳,不等我抬脚它反向我腿上缠过来,我这才知道踩到了活物,本能的一抓正好掐到它的脖子上,知道了是蛇,就拿它当绳子样的抡了一会儿,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说是蛇的骨节不结实,一抡就散架。那会儿又没有动物保护法,弄死了它,本想随手扔了,又一想保不齐谁要这东西有用,就往肩膀上一背带下山来,道上碰到个老乡说这东西能治病就给了他。那老乡告诉我这是无毒蛇,脑袋不是三角形的,还说你这孩子命大,亏了是无毒的,不然,让有毒的蛇咬上一口山都下不来。他这一说,倒让我多少有点后怕了。
其实也是,累了一天了不好好在老乡家呆着,没事儿往山上乱跑什么,万一出点事不是给家里、给老师添麻烦吗?当时却没有这么想,总是自己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还不合群,总爱一个人满哪走,这只能说那时的孩子皮实,也不搞计划生育,哪家都好几个孩子,那又不是金库,多了不值钱。搁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儿,你想那么做家长还不放心哪!
从盖县回来不久,学校又组织学生去了一趟鲅鱼圈的一个小渔村(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也许是这一年,也许不是,反正有这回事就是了),说是那里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名字叫刘朝生,是渔村的仓库保管员,一天仓库不慎失火,他为了从火海里抢救出伟大领袖毛加主加席的画像,被大火活活烧死,被当地政府命名为革命烈士,当时的本市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学习刘朝生,一心为革命,保卫毛加主加席,丹心向阳红(大意如此)。因此,我们才去学习的。
现在,时隔多年再回忆起这件事、这个人,只能说是特定年代里发生的特定事,我没有资格去评定刘朝生的行为如何,更不能对当时对他的评价说三道四,只能说当时人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完完全全是发自内心的,在人们的心中,伟大领袖的一张画像已演化成伟大领袖本人,为了保卫伟大领袖的画像不受损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只是,如今杨运烈士的墓还在,听说又重修了。不知刘朝生的墓在不在了?
秋去冬来,冬去春又回。时间很快到了1974年的春天。这一年是我们即将毕业的年头,也是我们面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考验的年头,就在我马上要毕业下乡的时候,我见到了从我出生就没见到过的哥哥,差一点就弄清了他的身世,可是,这个“哥哥”不久就和爸爸掰了脸,从此不相往来,弄得奶奶一想起来就骂:这个小没良心的,不是自己的,怎么也养不熟,全忘了当初对他的好。最初,我还真就弄不清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回爸爸酒喝高了,说漏了嘴,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