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车后,大家都被召集到场部会议室里,有人在点名分配房间,点到我时却把我的名字念成了“××钩”,我想这一定是在叫我,一定是有人把我名字里的“钧”字写连了成了“钩”,因为我的姓名现在在百度里查,全国也不超过四个,当时,没有电脑,更没有百度,但我知道和我重名的极少,这样叫下去不得“钩”一辈子?于是,我跳起来喊:“不对,你念错啦!是钧,不是‘钩’!”那人在本子上写了几笔,重新念道:“××钧!”我说:“到!”,这样我知道了我住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门上贴的名单上仍然写着“钩”!气得我把它撕了。
在那个夜晚,我们唱啊、跳啊,不管认不认识都唠起来没完,兴奋得一夜无眠。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我们这些闹了一宿的“夜猫子”刚刚眯瞪了一会儿,就被广播喇叭喊醒了。
于是,我们匆匆爬起来,洗脸、刷牙、吃饭,各自到自己的队里领到了工具:镰刀、手套,捅锹、水田靴。
我记得当时我被分到了四小队,有二十几人,队长是和我一样同属市二轻局系统的知青,老爸都是修理钟表的,叫宝元(宝元,对不住,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能把你的姓写出来);还有一个农民顾问,姓张,三十多岁,先来的知青都叫他“锹拉子”,意思是捅锹活干得好。
第一天,我们干的农活是挖水渠,1.5米宽,1米深,3米长,挖出牛槽形两边培出田埂为一个工。我们第一次使用捅锹,谁都不会用那股劲,仗着穿着农田靴,手压脚蹬的干了一天,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一个工。尤其四宝,五大三粗的干了一半就呲牙咧嘴的,累得说啥也不干了。
我仗着两臂有些气力,又练过长跑,脚底有点功夫,一气干到天都快黑了才勉强完成了,当我回到青年点里,躺到筒炕上只觉得手心、脚底加火烧火燎,摘了手套脱了靴子一看,原来都挤出了一串串的血泡。手指上吃力的地方血泡已经挤破了,流淌着黑不黑、红不红的液体。检查一下农田靴,那家伙底薄不抗造,靴底上被蹬开一道道口子,像小孩嘴巴,眼看着不能用了。
第二天,许多家境相对好一些的知青不想干了,我仍然扛着锹忍着痛去了水渠。张顾问早已等在那里,这次,他详细的告诉了我们如何使用捅锹的方法。原来,捅锹不是用来蹬的,就像火车不是用来推的一样。要用巧劲儿,各分半边插进土里,开出月牙儿样的锹口就好干了。我们的手之所以打了血泡,是手套湿了拧的,锹杠上也不能沾上泥巴,沾了就会把手掌垫起水泡。他还看了我们脚上的农田靴,说贴一贴还可以穿。
三天过去了,我终于学会了如何使用捅锹;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第一次一天挣到了两个工;三年过去了,在我回城后,在参加二纺厂机关挖防空洞的义务劳动中,我的捅锹“绝技”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谁能想得到呢:为了学会如何使用捅锹,它让我在农村的广沃土地上流下了第一滴血。当然,有一就会有二,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二滴血竟会是傻冒的我拿自己试刀而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