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车后，大家都被召集到场部会议室里，有人在点名分配房间，点到我时却把我的名字念成了“××钩”，我想这一定是在叫我，一定是有人把我名字里的“钧”字写连了成了“钩”，因为我的姓名现在在百度里查，全国也不超过四个，当时，没有电脑，更没有百度，但我知道和我重名的极少，这样叫下去不得“钩”一辈子？于是，我跳起来喊：“不对，你念错啦！是钧，不是‘钩’！”那人在本子上写了几笔，重新念道：“××钧！”我说：“到！”，这样我知道了我住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门上贴的名单上仍然写着“钩”！气得我把它撕了。

    在那个夜晚，我们唱啊、跳啊，不管认不认识都唠起来没完，兴奋得一夜无眠。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我们这些闹了一宿的“夜猫子”刚刚眯瞪了一会儿，就被广播喇叭喊醒了。

    于是，我们匆匆爬起来，洗脸、刷牙、吃饭，各自到自己的队里领到了工具：镰刀、手套，捅锹、水田靴。

    我记得当时我被分到了四小队，有二十几人，队长是和我一样同属市二轻局系统的知青，老爸都是修理钟表的，叫宝元（宝元，对不住，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能把你的姓写出来）；还有一个农民顾问，姓张，三十多岁，先来的知青都叫他“锹拉子”，意思是捅锹活干得好。

    第一天，我们干的农活是挖水渠，1.5米宽，1米深，3米长，挖出牛槽形两边培出田埂为一个工。我们第一次使用捅锹，谁都不会用那股劲，仗着穿着农田靴，手压脚蹬的干了一天，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一个工。尤其四宝，五大三粗的干了一半就呲牙咧嘴的，累得说啥也不干了。

    我仗着两臂有些气力，又练过长跑，脚底有点功夫，一气干到天都快黑了才勉强完成了，当我回到青年点里，躺到筒炕上只觉得手心、脚底加火烧火燎，摘了手套脱了靴子一看，原来都挤出了一串串的血泡。手指上吃力的地方血泡已经挤破了，流淌着黑不黑、红不红的液体。检查一下农田靴，那家伙底薄不抗造，靴底上被蹬开一道道口子，像小孩嘴巴，眼看着不能用了。

    第二天，许多家境相对好一些的知青不想干了，我仍然扛着锹忍着痛去了水渠。张顾问早已等在那里，这次，他详细的告诉了我们如何使用捅锹的方法。原来，捅锹不是用来蹬的，就像火车不是用来推的一样。要用巧劲儿，各分半边插进土里，开出月牙儿样的锹口就好干了。我们的手之所以打了血泡，是手套湿了拧的，锹杠上也不能沾上泥巴，沾了就会把手掌垫起水泡。他还看了我们脚上的农田靴，说贴一贴还可以穿。

    三天过去了，我终于学会了如何使用捅锹；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第一次一天挣到了两个工；三年过去了，在我回城后，在参加二纺厂机关挖防空洞的义务劳动中，我的捅锹“绝技”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谁能想得到呢：为了学会如何使用捅锹，它让我在农村的广沃土地上流下了第一滴血。当然，有一就会有二，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二滴血竟会是傻冒的我拿自己试刀而流下的。